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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慰安妇纪念日:临终枕边,她们仍在等那声道歉

2019年08月14日 01:03 来源:中国新闻网 

  人进大门呵呵笑,我进大门眼泪流

  天上落雨路又滑,自己跌倒自己爬

  自己忧愁自己解,自流眼泪自抹干

  ——“慰安妇”题材纪录片《三十二》片尾曲《九重山》。

  中新网8月14日电(卞磊)二战期间,日军强征“慰安妇”,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笔;硝烟散去80多载,老病相催的幸存者们,仍未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。

  在8月14日第七个世界“慰安妇”纪念日之际,让我们驻足听一听她们的故事,让世人见证并记忆。

资料图:2018年8月14日,民众走进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参观,感受“无声的控诉”。 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
资料图:2018年8月14日,民众走进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参观,感受“无声的控诉”。 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

  “噩梦开始于此。”

  “她有很乐观的一种心境,爱美会唱山歌,她是瑶族人。”在中国“慰安妇”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眼里,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的韦绍兰是“慰安妇”制度中国受害者群体中,让他印象深刻的老人之一,“尽管经历坎坷,但是非常达观”。

  在1944年冬天,24岁的韦绍兰被日军抓走,并被关在马岭镇的“慰安所”。她在“慰安妇”题材纪录片《三十二》中说,噩梦开始于此。之后,慰安妇成为了她另一个身份,一生最耻辱的身份。3个月后,饱受摧残的她偷偷逃回家,却发现自己已怀有身孕,之后就生下了儿子罗善学。

  自此,苦难就成了两个人的代名词。因外人的偏见,儿子罗善学至今未婚。

资料图:2019年5月5日,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公布,日军“慰安妇”制度受害者韦绍兰于5月5日辞世,享年99岁。图为韦绍兰老人和他儿子。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
资料图:2019年5月5日,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公布,日军“慰安妇”制度受害者韦绍兰于5月5日辞世,享年99岁。图为韦绍兰老人和他儿子。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

  但是,老人总是用她灿烂的笑容感染着周围的人。在苏智良看来,韦绍兰那句“这世界真好,吃野东西都要留出命来看”,感动了无数人,是最朴素、却最有力量的语言。

  2010年12月,韦绍兰与儿子罗善学一起赴日控诉,母子二人相继在东京、京都等参加了多场“受害者证言集合”活动。但自1995年中国原“慰安妇”对日索赔拉开序幕迄今,所有案件都以败诉告终。

  “我们经常挨打,受到威胁,被刀子割伤。”

  被抓走的时候,家住朝鲜半岛的李浩善才14岁。“就在大街上,一些男人抓起女孩子的胳膊,就拖进汽车里”,李浩善回忆称,然后她们就被送往“慰安所”,成了所谓的“慰安妇”。

  “慰安妇”是日语中的特有名词,在日语辞典中的解释为“慰安战地官兵的女性”。但显然,这一带有欺骗性的解释,无法概括日军对被占区女性的丑恶罪行。

  “我们经常挨打,受到威胁,被刀子割伤。”“很多女孩子都试图自杀,她们在水中自溺或者上吊身亡。”李浩善称,自己也曾想寻死,但最终退缩了。

  被炸死、病死、难产死、过劳死、打死、自杀死……在“慰安所”随战事不断转移过程中,死亡的女性不计其数。有超三分之二的人,没等到战争的结束就已殒命。

资料图:2019年5月9日,日军“慰安妇”制度受害者汤根珍在湖南岳阳家中与世长辞,享年99岁。图为4月,病榻上的汤根珍老人声泪俱下控诉当年日本人暴行。中新社发 李根 摄 图片来源:CNSPHOTO
资料图:2019年5月9日,日军“慰安妇”制度受害者汤根珍在湖南岳阳家中与世长辞,享年99岁。图为4月,病榻上的汤根珍老人声泪俱下控诉当年日本人暴行。中新社发 李根 摄 图片来源:CNSPHOTO

  1945年日本投降,“慰安所”在一夜之间“消失”,所有人都懵了。“我不知道我该去哪里。”李浩善说,自己不认识回朝鲜的路,也不想回去,因为会给家人带来太大的耻辱。“我的脸上写着我是慰安妇。我无颜面对我的母亲。”

  后来,李浩善和一名朝鲜族男子结了婚,在中国延吉市沉默地生活了几十年。直到2000年,她在丈夫逝世后才回到了韩国,并生活在一个专门安置原“慰安妇”的“集体之家”中。在多方打听下,她还找到了自己仍然在世的弟弟,并恢复了自己的身份。

  故事至此,原本应该走向圆满。但有一天,李浩善的弟弟突然音讯全无。就像她所担心的那样,弟弟不愿再和她有任何联系,他为有一个当过“慰安妇”的姐姐感到莫大的耻辱。

  “我不会死,我要永远活着。”

  2016年接受采访时,简(Jan Ruff-O'Herne)已是一位幸福的曾祖母。但几十年前,当她鼓足勇气在东京讲述自己的故事时,日本人都很震惊——这位荷兰裔澳大利亚人竟也是“慰安妇”制度的受害者。

  90多年前,简在荷兰东印度群岛(现为印度尼西亚)出生。1942年,日军入侵岛上后,她与其他9名女性被日军强行带走,日复一日的摧残由此展开。“眼泪顺着我的脸流下,”简在回忆录中称,摧残和折磨几乎每天都在继续。

  在战争结束后,简与一名英国人结婚,并一起迁往澳大利亚。但午夜梦回,那段黑漆漆的日子带来的恐惧,仍在“追赶”她。而她则揣着自己的秘密,小心翼翼地活了50多年。

资料图:2018年8月14日,旅德的韩国和日本民间团体在柏林举行集会,要求日本政府向“慰安妇”制度暴行受害者正式道歉,并作出赔偿。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
资料图:2018年8月14日,旅德的韩国和日本民间团体在柏林举行集会,要求日本政府向“慰安妇”制度暴行受害者正式道歉,并作出赔偿。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

  二战期间,受“慰安妇”制度毒害的女性数量,达20万以上。但在战争结束后,这项议题却始终无法像其他战争罪行那样公开理性地讨论。直到1991年,简才看到了希望:时年67岁的韩国籍原“慰安妇”金学顺首次揭发日军残暴的“慰安妇”制度,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。

  不久后,简也鼓起勇气四处游说,她称“女性不应该在战争中被强奸,战争不应该让强奸变得理所当然。”2015年12月,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“慰安妇”致歉,并提供数百万美元作为补偿基金,但这些都仅限于韩国受害者。而简和其他国家的人,依然没有讨回公道。

  “他正在等待我们所有人死亡,但我不会死,我要永远活着。”说这句话的时候,已过鲐背之年的简表示,就算自己死了,家人们也会继续“战斗”,决不让这段黑暗的历史,与最后一名受害者一起被埋葬。

资料图:2017年8月14日,世界“慰安妇”纪念日,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的“慰安妇”受害幸存者黄有良的葬礼,在其家乡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举行。中新社记者 尹海明 摄
资料图:2017年8月14日,世界“慰安妇”纪念日,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的“慰安妇”受害幸存者黄有良的葬礼,在其家乡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举行。中新社记者 尹海明 摄

  历史亲历者们正在凋零……

  “现在,包括教科书在内,写‘慰安妇’这个历史真相的越来越少。”苏智良对中新网记者指出,但在1990年到2000年前后,“日本社会和新闻界都积极地调查、反思,推动赔偿,推动日本政府认罪。书店里关于‘慰安妇’真实情况的书非常多……”

  苏智良表示,中国的“慰安妇”受害者们现在平均年龄为94岁,差不多都接近人生的终点。“个别的老人到了这个年龄,已经一切都放下,她认为可以宽恕;但是大部分的老人认为,侵略者不承认,我不能宽恕……”

2019年8月14日是第七个世界“慰安妇”纪念日,如何纪念那些遭受苦难和耻辱的女性?(制图:雷宇竺)
2019年8月14日是第七个世界“慰安妇”纪念日,如何纪念那些遭受苦难和耻辱的女性?(制图:中新网 雷宇竺)

  这些,都只是千千万万个“她们的故事”中冰山一角。如今,历史亲历者们正在凋零,中国在世的“慰安妇”受害者仅剩约18人,韩国仅剩约20人。

  “她们的历史”不该被掩埋。只要人们能记住一个故事,受害者也许就不会耻于言说;只要人们能记住一个人,这些行将逝去的事实,或许就能被镌刻成永久记忆的“墓志铭”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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